天下裸奔
 

我有一个梦，我裸奔（大型连环画）

 

一

斯德哥尔摩不是雪、就是雨，从没见到过阳光。 下午3点，天就黑了。 我和贝会长赤身裸体，被瑞典警察按在一辆高级大轿车的车旁，驾驶室内坐着一个雍容华贵的老太太，几次打开门都被警察喝住了。看到她一脸无辜的样子，我笑。她离开大概不到一米，只是她正在享受着暖气。我和贝会长穿着袜子的脚被冻得瑟瑟发抖，刺骨寒。赤裸裸的身体反倒一点不冷。 贝会长看到我笑，他就笑。我看到他笑，我就笑。 大轿车后面，警戒线外，里三层外三层的瑞典人更是笑翻了，几乎人人都在拍照。 一片片的闪光灯闪闪发亮，10分钟都过去了，怎么警车还没有来？ 这大约是12月10日的瑞典下午4点钟。

 

二

大约5小时后，在警察局里，警察问我：“你当时是怎么脱的？” 我说：“用手脱的。” 我是最后一个被喊出去做笔录的人，各种路数都知道了。 我们四个人都被关在一起，在一间一边是玻璃窗的小房子里。 尽管依然还是赤身裸体，但我们人人有毛巾毯盖。我盘腿坐着，贝会长说我看上去像个和尚。孟煌更牛逼，除了毛巾毯，还有一件毛线上衣，打扮得像一个花枝招展的泰女，赤着脚在我们的面前走来走去。 只有老廖最可怜，穿着的是一件塑料垃圾袋做成的衣服，头光光光地露在外面。 我们笑。 瑞典女警察们也跑过来，一个个探头探脑地在玻璃窗外，冲着我们笑。 在斯德哥尔摩，几乎看不到一个胖子，斯堪的纳有无数的美女，女警察更不例外。

 

三

裸奔前，贝会长最担心的是三件事： 一、瑞典皇家警察有可能会向我们开枪，一旦我们越过警戒线后，因为音乐厅里里有真正的国王和王后； “裸奔宣言”是五个人的宣言，历来五人做事，往往都有一种不幸，像“左联五烈士”、“狼牙山五壮士”。 二、瑞典警察会把我们扑倒在地，而今年不是去年的大雪纷飞，根据天气预报，只是下着雨。我们会被身体光光地甩在水泥地上，身体受伤就不去考虑了，但必须保护眼镜！对一个近视眼的人说来，眼镜就像武器对于战士一样重要。我们三个人、老贝、老廖、还有我，最后决定除了裸奔外，还用裸眼跑。 三、罚款！ 对穷人说来，这是比坐牢更可怕的事。

 

四

我说：“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跑了多少远。” 警察继续启发我：“哪怕你说只跑了一米也可以。” 我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想，我从二十多度热的商场里，骤然间，到了天寒地冻的广场，除了像箭一样，奔跑着，脑子是一片空白，我怎么可能意识到自己跑了有多远呢？” 孟煌继续笑着他的浓眉，在我的面前一晃。 他说，警察说，有人看到他往见面跑了几步，又往后跑了几步。这不就像一个脱衣舞女，在挑逗吗？ 和警察说话，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，都要十分小心，哪怕面对着一个只是看上去忍住不笑的瑞典警察，一个非常友好的警察。

 

五

《赤身裸体，走向上帝》是刘晓波出版于1989年的一本书。 我在波士顿贝岭的家里，看到了晓波当年赠送给贝岭的几十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，都是哲学书。 回顾我们当年的启蒙年代，八十年代，在那个书籍贫乏而想象力发达的年代里，有几套书和杂志是永不能忘记的。 “一梁，像《外国文学》、《世界文学》（？），你可以照着这种样子编啊！” 晓波在SKEPE里对我这么说。 那时候，晓波是会长，我是会刊执行编辑。 在波士顿，我对着这几十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，当年刘晓波的藏书狂拍。 从眉批和藏书的质上看，晓波不怎么从这些西方大哲们写的书上获得智慧。他当年的这套藏书，几乎都是新的，眉批寥寥。 我们就怎么开创了一个历史上伟大的里程碑式的年代呢？ 我在回忆，我在思考。

 

六

瑞典人几乎个个都会说英语，不像听说中的法国人，也不像我碰到中的德国人。

我到了柏林，向一个年轻漂亮的德国女郎问路。

这已是午夜。

德国姑娘开始哇哩哇啦地用德语说，我有些困惑地看着她。她说的越是热情、说的越多，我越加困惑。

我只好背着沉重的包，和她说Auf Wiedersehen。

 

我的德语老师知道我到了德国，一定会欣喜若狂。

我在德国，还有我的大学同学。

我把我要去德国的消息告诉给了我在美国的同学，我问他：“你还能说德语吗？”

我的同学哈哈大笑：“三十年前读的东西，怎么还可能记得住呢？”

 

我困惑地盘算着我的欧洲之行。

 

我的欧洲第一站，怎么就从裸奔开始了呢？

 

“你们已经被捕了。”

在警车上，一个瑞典警察用漂亮的英语对我们说。

这时候，除了廖亦武穿着一件黑色垃圾袋做成的衣服，被反戴着手铐外，我和贝岭都还在继续着赤身裸体。

贝岭一拍手掌说：“啊呀呀！”

对着我说：“你当时应该和孟煌在一起裸奔的。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，现在怎么办？“

 

孟煌被单独从我们的警车上押走了。

我们在推算警察的意图，用呱啦呱啦的中文讨论着可能发生的事情。

 

七

又一辆警车开来，把廖亦武从我们的警车上带走到另一辆警车上。

 

当我在寒风凛冽中的广场，最后一个被警察按到时，这一瞬间里，我听到警笛一阵又一阵地长鸣。

 

一辆又一辆的警车从我们的车旁开过。

我对身旁的贝岭说：”看来是女王的车队就要到了，所以我们的车子还不能放行。“

贝会长把全裸的身体一部分悄悄地靠在我的裸体上：”我冷。“

我说：”我们可以相互取暖。“

我把屁股缩了一缩，把肩膀靠在他的肩膀上。

坐在我们两个裸男前面的瑞典女警察耸了耸肩。

她身材苗条，表情冷峻。如果是在咖啡馆，在酒吧，我想，她一定是一个热情奔放的金发女郎。我们的贝会长也一定会穿着他的古老衣服，从皮包里掏出他最新出版的、或写下的书。

”呀，呀！“

贝会长说，飘起或垂下他的长发。

其中有一本书叫《刘晓波传》，他肯定会将它第一本递给这个漂亮的女警察，也许会作为礼物，而不是让警察买下。

说贝岭裸奔不是100%正确的，他的前胸和后背还贴着刘晓波好刘霞的照片。

 

 

八

2013年12月10日中午。

王军涛、贝岭、廖亦武、孟煌、还有我去了“诺贝尔奖颁发地”的现场查勘地形。

 

在美国时，我估计斯德哥尔摩的温度是零下20度。

贝岭终于从他的波士顿老家里，找出了一双厚实的、带着绒毛的半高统靴子送给我。

我看了看它，试了试。

“行！就是穿着它，爬上风雪满天的阿尔脾士山也行。”

 

离贝岭家不到100米的地方，就是“无家可归者之家”。

我得意洋洋地穿着这双鞋子，在波士顿的黄昏里，我在几百个的人群中排队，等待着我的免费晚餐和免费住宿。

 

即使是在冬天，波士顿的风还是暖暖的。零下20多度的斯德哥尔摩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
 

我越想，越是打起了寒颤。

 

九

我在“无家可归者之家”睡了一觉，另外还吃了一顿晚餐和早餐。

 

我很开心。

 

但由于我穿了贝岭送给我的这双不合脚的皮鞋，左脚开始红肿，最后就溃烂了。

 

我一柺一柺地走在波士顿的大街小巷上。

 

到了斯德哥尔摩，我脱下鞋子，穿上拖鞋。

贝岭生气地说：“你穿着拖鞋，怎么走到旅馆？”

我说：“我就一步一步地跟着你走，你管他呢！我是怎么走的？”

 

廖亦武在德国知道我的脚已经烂了，来信写道：“我将带一双厚袜子给你。”

激励我在斯德哥尔摩的冰天雪地里裸奔。

 

十

我和贝岭继续在车上冻着。 一个看上去像是专业记者的人，奔跑到我们的车前，闪光灯不断对着我们拍摄。贝岭摘下胸前的刘霞照片，往车窗前一贴，闪光灯更亮了。 我也身手敏捷地学着贝岭的样子，摘下他后背上贴着的刘晓波的照片。 不幸的是，我哪知道上面还缠着胶水，手上拿着的一只是一张3分之2的刘晓波照片，就往窗口上贴去。 闪光灯亮，不断地亮着。 贝岭开始对我发火：“你好像一天不闯祸，就不能活似的。你把晓波的照片撕坏了。” 我把晓波的照片从车窗上摘下，看到晓波的脸完好无缺，这时，我的声音比贝岭更大：“看看，看看！只是少掉了一些头发和天空，你嚷什么？”

 

十一

漂亮的女警察下了，上来一个身材高大的男警察，别过头来对我和贝岭说：“你们大概要被关几个小时。” 说的是英语。

“A couple of Hours！" 我的理解是二、三个小时，听得我心花怒放。 不停地有警察过来，坐在我前排的警察就开着门和他们说话。 我开始抗议。 我说：”我冷，请把车门关上。“ 贝岭不冷，因为他坐的位置吹不到风，虽然我们是一起坐在后排。 他向我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，那时候，老廖还穿着垃圾袋没有被带走，坐在前排漂亮的瑞典女警察身旁。 ”哎，怎么这里一点都不冷？“ 我和老廖异口同声道：“因为车里开着暖气。” 我有些担心贝岭可能有些想过头了，他担心的不仅仅是三件事情。 一、皇家警察向我们开枪； 二、身体受冻，在水泥地上被甩得青一块紫一块； 三、罚款。 几分钟后，瑞典警察果然开腔了，用的是另一种腔调。

 

十二

当警察知道贝岭和我都持美国护照，说：“看来你们暂时都回不到美国了。” 贝岭一惊，因为他已买好13日去纽约的机票。我无所谓，我去柏林的机票只有41美元。 警察说：“我们的头非常生气，因为去年裸奔，这在诺贝尔奖颁奖史上，从未有过的。今年又发生了裸奔，而且还从一个人发展到了四个人。” 警察继续转过身来对我们说：”我们的头，不想看到明年还会有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，你们将去法院。“ 贝岭大声问道：”什么罪名？“ ”你们犯了二种罪。“ 我感到廖亦武被反拷着的手，打了一个寒颤。 我翻译给老廖听。 ”什么？“ 老廖大喊大叫起来，我的上海普通话发音太蹩脚了。一部很有名的电影。就叫《七宗罪》。恐怖啊。“ 贝岭笑：“二种罪。” 老廖嘿嘿地笑：“绝对是七宗罪，就跟电影里一样的。

我说：’老廖，镇静一定，看来我们要被关在12世纪的监狱里去了！那里就像皇宫一样。“

老贝说：“我们也没有去过皇宫，它像个什么样子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你问老廖，他差二步就冲到皇宫里去了。”

老廖说：“我他妈的又没有戴眼镜，就被一个高个警察勒住脖子、拖下台阶了。”

老贝说：“不是警察，是国王的卫兵。”

老廖说：“怪不得没有狐臭味，我还闻到他身上的一股香水味。”

贝会长说：“那一定是巴黎的男士香水。当年，哈维尔给我送版权时，在捷克总统府，亲爱的奥尔嘉就送了我这么一瓶。“

老廖说：“看来出的早就是好，那时候，第一夫人还年轻。“

老贝发火：“王一梁和孟煌不是也出的早，至今还是土鳖一对。”

老廖问：“那么谁是我们中的耶稣呢？”

贝会长说：“那当然是我啦！”

老廖说：“耶稣绝对不可能是个小白脸。”

“那么你又是谁呢？”

老廖哈哈大笑地向我道。

我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我是路过耶路撒冷的约翰。假如有耶稣，也只可能是老孟，因为我们四裸男中，只有老孟是络腮胡子，而且还被从我们中第一个被押走的人。”